会飞的猪

  从《长恨歌》、《长生殿》的对比研究看不同时代对爱情的不同观点

朱德华

    千百年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经久不衰。以这段“风流韵事”为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更是朝朝叠出，代代涌现。诗文暂且不提，仅小说、传奇、戏曲等作品的数量就相当可观。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唐代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以及清代洪昇的传奇《长生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它们不但标志着李杨故事创作的最高成就，还分别享有“古今长歌第一”和“千百年来曲中巨臂”的美誉。

    在中国古代四大经典爱情之中，李杨爱情具有特殊的地位。梁祝、柳杜、崔张这三大经典爱情都爱得死去活来，在爱情的真挚性上显然要比李杨更胜一筹。但从总体上说，这三大爱情都是普通人的爱情。但是李杨爱情由于其帝、妃的特殊身份，成为最具争议性，最特殊的爱情。一方面，一般的观念总认为封建帝王与其嫔妃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对于一个拥有“后宫佳丽三千”的封建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怎么可能对一个妃子产生真挚的爱情？另一方面，在帝王之家这种“薄情寡义”的环境中，能有这样一个皇帝甘愿放弃其特权对一个妃子专宠如此之久，这种“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的恋情，又不免赢得人们的赞赏与同情，这就使它区别于其它三大爱情，而成为民间和文人竞相创作的题材。

    历来，对于《长恨歌》和《长生殿》这两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主题的探讨，即这两部作品的主题究竟是政治方面的讽喻还是对李杨爱情的歌颂，或者是两者兼有的二重主题。另一个讨论的焦点就是李杨之间的爱情究竟算不算是真挚的爱情。但无论作品的主题是什么，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对于李杨爱情的描写，而对于有些细节，不同的作者又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因此，《长恨歌》及《长生殿》这两部作品中对李杨爱情所作的不同处理，正体现了作者各异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进而被人们接受总是和一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符合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风气和审美趣味的作品才能被人们所认可。换言之，越是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其作品本身就越能反映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正是基与此，我详细阅读了两部作品，并将理解写出如下。

一、“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历史上杨玉环原本是李隆基的儿媳，其子寿王的王妃。因为明皇慕其美色而巧施以计，终于抱得美人归。他们的结合是颇为荒唐的，是父纳子妃，其实质是一种乱伦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对李杨爱情基本上持同情态度的作品一般只写到他们的荒淫误国，而对此事是绝口不提的。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杨玉环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身世清白得很；洪昇《长生殿》中的杨玉环，在册为贵妃之前是一个“德容兼备”的宫女，有意隐去了她为寿王妃的那段经历。这显然是受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影响。清代对于伦理道德的禁锢是非常森严的，传统道德观念尤其强调。白居易所处的唐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天子出胡”的事实使其礼教束缚相对松弛，道教思想盛行，但是自唐中宗以后，儒家思想开始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逐渐占据了上风。儒家的道德传统特别强调伦常关系，荒淫误国和乱伦都是丑的、是恶的，但在程度上却有着差别：治理国家是建功立业，而遵从伦常却是人的立身之本；国家败亡只能算是事业上的失败，乱伦则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格，属于十恶不赦。因此人们敢于赞美给国家带来灾难的爱情，却不敢赞美乱伦的爱情。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所处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代。那个年代百弊积结，政治腐败，经济凋弊，内忧外患，这种情况激起了人们对全盛时代的怀念。从唐代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中晚唐时期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一种普遍爱谈论开元天宝遗事的社会风气。对盛世的怀念，对现实的不满，使得人们对开天盛世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把自己的身世之感，对现实的不满都寄托在美丽的幻想中，于是便不自觉地夸大、美化开天盛世，把美好的事物想象得更加美好，给原本不太美丽的事物也披上美丽的外衣。与这个全盛时代相联系，李杨爱情生活也就不免被理想化了。

二、“未形猜妒情犹浅，肯露娇嗔爱始真。”

    李杨前期的爱情，即马嵬事变之前的爱情生活，由于本身浓厚的宫廷色彩，使之不可能摆脱骄奢淫逸的性质。也因此成为人们向来批评的焦点。在《长恨歌》中，这一时期的李杨完全沉醉在得到爱情的欢愉之中，整天无非是歌舞饮宴、赏花弄月，爱情生活风平浪静。但在《长生殿》中，李杨的爱情生活却并非如此平静。作者在这一部分描写了李杨享受爱情、巩固爱情的动态过程，杨玉环由于虢国夫人一事“忤旨”被遣出宫和大闹翠华西阁这两个小插曲表现了李杨情爱由非专一到专一的过程。这段曲折的爱情经历传达出一种追求平等、专一、始终不渝的爱情理想。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封建家长主宰下的包办婚姻。男女双方的结合只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人们很难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妇女追求平等专一的爱情更近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封建社会的婚姻更是以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作为基础的：丈夫要求妻子忠实于自己，而妻子却不能要求丈夫对自己同样忠实。更何况皇帝是最大的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是最大的多妻主义者，李杨的关系本来就是统治被统治、支配被支配的关系。但洪昇笔下的杨玉环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关系，她竭力要把这种关系改造为比较平等、专一、始终不渝的夫妻关系和爱情关系。而杨贵妃追求专一爱情的忌妒行为不但没有被认为大逆不道，反而得到了唐明皇“情深妒亦真”的肯定性评价。在封建时代，作为妇女“七出”之一的“妒”，由于敢于侵犯丈夫“大妻小妾”的权利而被认为是犯罪，是大逆不道的。而《长生殿》却恰恰对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给予肯定和赞美，并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使之一经上演就赢得了北京城“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时誉。这正是晚明市民思潮和进步文学直接影响的产物。

    千百年来，中国妇女始终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桎梏下屈辱地生活和挣扎着，她们被剥夺了追求自身幸福和权利的自由，成为夫权长期统治的工具。宋明以来，随着以朱熹、程颐为代表的封建理学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这种主张“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要求人们“穷天理，灭人欲”，以压抑人的本性，摧残人的欲望的思想大行其道，对女性的压迫更加深重。但是，明中叶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使一向僵滞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整个社会，风尚上越礼愈制，观念上悖离儒教，人们崇尚财富和金钱，追求自由和精神之爱，同时对肉欲也表现出赤裸裸地追求，主体意识空前觉醒。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追求真挚的情爱，许多女性对封建时代男性性行为的特权提出了非议，勇敢地追求真情。至清代，统治阶级虽然仍不遗余力的推行程朱理学，但晚明启蒙思想以其巨大的惯性并与清初兴起的文化反思拧合成一股冲击波，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心态，表现出要求摆脱礼教束缚的民主精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洪昇安排了“情悔”这一情节，让李杨为他们的骄奢淫逸而忏悔，追悔“逞侈心而穷人欲”。这在其它两部作品中也是没有的。清初人们虽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晚明的浪漫思潮，但人们也逐渐发现晚明主体感性欲求膨胀所带来的弊端，又加之清政府统治的进一步巩固，情欲伦理化呼声渐高，以情反理戏剧性地转向以情融理，展现出自然情感向人伦情感归复的趋势。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洪昇设置《情悔》一出，对晚明的“至情”进行改造，以主情理论为基本出发点，针对纵欲谬误和滥情恶果而提倡崇情贬欲，这既与传统的寸理灭欲教条有本质的区别，也与至情理想由叛逆回归正统趋向显著不同。 

三、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

   马嵬事变是李杨爱情的转折点，马嵬之前是生者之恋，马嵬之后则转入对死者的爱恋。洪昇在《埋玉》这出戏中，对李杨在马嵬事变中的表现所做的处理，与白居易大不相同。

   白居易笔下的“马嵬事变”写得极为简单：“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从李隆基的角度来写，至于杨玉环当时的心态则未作描述。洪昇笔下的李杨在“马嵬事变”中的表现则又一次博得了人们的同情。面对六军要求李隆基割恩正法的呼声，杨玉环虽感到极度痛苦，但有能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命运，处处为李隆基着想，三次主动要求“望赐自尽”来报“皇上深恩”、“以定军心”“以报宗社”，可谓死得悲壮。李隆基面对禁军的要求，则表示“决不肯抛舍你”、“拼代你陨黄沙”，决心以一死来保护爱人的性命。虽然最终还是“一代红颜为君尽”，但双方都表示出不畏一死，忠贞相爱的精神。洪昇使李杨超越了帝、妃的特殊身份，赋予他们的爱情以正常人的爱情，使他们的爱情符合当时人们心目中美好的爱情理想。《长生殿》中的“情”之所以长久地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正是因为作家不是把李杨单纯地当成帝王、后妃，而是当成“人”，并在他们的艺术形象中凝聚了自己及“周围人的不幸”。随着李杨之间平等相待、精诚相爱的爱情关系的建立，他们以一种全新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情场儿女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通过《埋玉》这出戏，阐释了忠贞爱情乃是情场儿女“恩和义”的日渐积累而发展为对心上人产生一种生死相依之情，它不是依靠婚约关系的约束，也不是仅仅靠山盟海誓的儿女私语即可取得的。

   相比之下，白居易把李杨的忠贞相爱的表现，仅仅停留于“七夕盟誓”的儿女私语上。白居易对李杨爱情的描写聚集在李隆基这一方面，以李隆基为视角，只写李对杨的爱，其极力肯定的是“圣主朝朝暮暮情”。但是，爱情是双方面的，你爱我、我爱你两条线合流才最能打动人心，单单一方面不免有些欠缺。这也意味着男性视角向女性视角的转变。女性、女性问题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四、“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大团圆结局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特征之一。这两部作品虽题材相同，但结局去谬以千里；虽均为悲剧但悲的程度也大相径庭。《长恨歌》以杨玉环托前来寻找其魂魄的鸿都客向李隆基“真情告白”作结。《长生殿》在《长恨歌》结局的基础上加上了李杨二人在牛郎织女的帮助下在月宫团圆，再续前世不了情。似乎《长生殿》更趋向于大团圆化的结局，圆了李杨“在天愿作比翼鸟”的心愿。其余两部的结局看起来比较悲惨，但相比之下，《长恨歌》中李杨都得知了对方对自己的思念和一往情深，证明了他们爱情的坚贞。《长恨歌》和《长生殿》的后半部，李杨情缘形式转入超凡的神话故事，把生死之恋导向情爱永恒。尤其是《长生殿》的那种仙圆式处理使作品更具浪漫色彩。“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种生死相许的情感凝结点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着追求的精神。我国古典文学中钟情、痴情、殉情那种“鸳鸯鸟”、“相思树”物比团圆方式、梦境团圆方式和人仙恋团圆方式都是情感凝结点的文化载体和审美表现形式。这种团圆图式具有激发机制和召唤效应，最易激起体验性的情感共鸣和引发理想性的情感憧憬。神话式美好团圆，与“人间儿女怅缘悭”的“无情”现实形成强烈对比，并且扩大了情感时空和情感容量，使创作者和接受者得到了精神慰藉和心理补偿。

    而作为《长恨歌》悲剧抒情性的主旋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它所蕴涵的是一种对美好事物逝去而又追悔莫及的巨大遗憾，一种求而不得或失不复得的怅恨和悲哀，一种绝望却又不甘绝望的无尽的期待，这就使人们的审美超出了对一般世俗感伤的爱情故事的感受，从而激起了人们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获得一种持久的审美快感。

参考书籍：

1、  陈有情、龚克昌等《白居易》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2、  《长生殿》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

3、  陈有琴《白居易诗评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